1770年，史威登堡已是82岁高龄。他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真实的基督教》，准备前往阿姆斯特丹出版。他给贝尔写了一封短信，作为告别，“愿我们的救主保佑你身体健康，不再受到搅扰，并祝你梦想成真。”（斯德哥尔摩，1770年7月19日）
另外，他给好友霍肯普爵士赠送了自己的肖像画，作为告别的礼物；将名下的财产列了一份清单，并标明每个项目的价值，交由经纪人管理；与皇家矿务局的同仁作了告别，并赠送《爱情与婚姻》作为礼物；给老管家和园丁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家并足够的养老金。
临行前，他到市银行与忠实的朋友和邻居卡尔告别。卡尔又一次询问能否再见到他。“我不确定会不会回来，但可以肯定的，主已经向我许诺，在这本著作出版之前，我不会死去。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出版这本著作，《真实的基督教》。倘若我们今生无缘再见，我们将在主的面前再见，只要我们都照他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欲望生活。”史威登堡如此回答，说完就离开了。
史威登堡已写信给图格森将军，表示船舶若需要在埃尔西诺港停留，希望能有幸拜访将军，向他全家问好。果然，正如他所预料的，船舶因遭遇逆风不得不在港口几英里外停留。将军得知情况，就驾船去见史威登堡。
船长欢迎将军莅临，立即将他领到史威登堡的船舱。尊敬的顾问正坐在桌旁，穿着睡衣和拖鞋，双手托着下巴，眼睛朝上，睁着大大的。将军打招呼时，史威登堡恍然惊醒，但很快恢复了平静，愉快地接受了将军的邀请。
将军的夫人身体十分虚弱，三十年来神经极度紧张。史威登堡礼貌地亲吻夫人的手，说疾病将要过去，她将像年轻时那样貌美如花。且说过去十二年来，他也一直肠胃虚弱，食物基本上就是咖啡和饼干。
下午聊天时，将军的夫人、女儿及三四位小姐（将军的亲属）也在场。史威登堡礼貌地与她们谈论各种话题。将军为没能提供更好的陪伴，“只有虚弱的妻子和年纪尚轻的女儿”，表示抱歉。“这不就是最好的陪伴吗？我一直偏好和女士们在一起。”史威登堡回答。
“于是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结过婚或想过结婚。他说没有，不过年轻的时候他曾打算结婚的，国王查尔斯十二世曾建议著名发明家玻鸿（polhem）将女儿许配给他。我问是什么阻碍了，他说她不愿嫁他，因为她已答应嫁给一个更中意的人。”
小小的停顿后，史威登堡注意到一个大键琴，就问他们是不是喜欢音乐，是谁弹大键琴。将军说他们都爱好音乐，夫人年轻时嗓音非常甜美，有几个音乐行家称她的嗓子是丹麦最棒的，她的女儿也弹得很不错。史威登堡便央请小姐弹琴。她弹了一段有难度的奏鸣曲，史威登堡用脚打着节拍，连连喝彩。接下来她又弹奏了一曲，史威登堡频频称赞，请她边弹边唱。
“我的嗓子不是很好，但我喜欢唱歌，”她回答说，且答应只要母亲一起唱，她就唱。夫人表示同意，她们就演唱了几段意大利二重唱。史威登堡称赞夫人的品味和嗓音，即使病了多年，嗓子还保持得那么好。
之后，史威登堡休息了一会，临行前享用了一些咖啡和饼干，就依依不舍地和将军一家告别了。
将军问了他一个问题：世间有多少人赞同他的著作？史威登堡说当前很少，总共才五十人左右，灵人界的数目也差不多。他提到一些主教、议员的名字，其中特别是霍肯普爵士。因为这话，将军后来给爵士写信。史威登堡死后，他们的书信来往保持了多年。在回给将军的第一封信中，爵士曾如此评价史威登堡的品德和天赋：
“我不仅和他相识相交四十二年，甚至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和他在一起。像我这样年事已高、阅历丰富的人，有足够的经验去洞察一个人的美善丑恶，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是软弱还是坚强。根据我的经验，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我想不出有谁比史威登堡更始终如一地持守美德。他总是心满意足，从不烦躁或郁郁寡欢，尽管他时常投入沉思冥想。
他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知行如一的哲学家。他工作勤奋，生活简朴，经常旅行，外出的时间比居家的时间还多。他有乐天知命、随学随通的天赋，以致他在所有钻研的领域都闪耀光芒。毫无疑问，他是国中最博学多才的学者。
年轻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至今仍保存着他的一些拉丁文诗歌，即使奥维德也不会羞于收藏这样的作品。步入中年，他的拉丁文呈现一种平易、优雅的风格。进入晚年，思维转向灵性主题后，他清晰明朗的风范依然未改，只是不如以前那样讲究文雅。他还精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且是一位思想深邃的数学家，一个快乐的机械工程师。
在挪威的时候，他已证明他在机械发明方面的天赋。他设计出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能将巨型桨帆战舰运过高山，送入丹麦舰队所驻扎的海湾。他还是一个自然哲学家，认同笛卡尔的原则。他厌恶建立在虚幻观念上的形而上学，因为这些妄见使原本简单的神学变得复杂，成了一个人为的、败坏的体系。他还精通矿物学，曾长期担任矿务局的顾问。
1734年，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上都非常珍贵而经典的著作。倘若他留在矿务局，凭他的功劳和才能，想必已获得了最高的尊荣。但是他宁愿选择思想上的清静，追求学习上的快乐。
到荷兰以后，他开始钻研解剖学，有了一些独特的发现。我想正是因为解剖学的研究和他对灵魂微妙作用于神奇人体的沉思，使他逐渐从物质界转到了灵界。他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凡事都能看得分明，在每个主题上都能很好地表达自己。1761年的国会上，最可靠的财政提案就是由他提出的。”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爵士曾如此评论史威登堡所倡导的学说和信仰体系：
“当前的宗教是神秘的，充满悖论，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仿佛对牛弹琴，不适合理性之人。按照现行的教义，你即使做尽坏事，也可以获得拯救。牧师们所教导的其实是多神论。他们声称一位创造了世界，一位制定了信仰，又声称信便得救，而且是立刻得救。
史威登堡的学说是基督教所有教义体系中最合理的，活出良善诚实是它的首要目标。他的学说和著作可分两块，一块是他的灵界见闻，这方面我没能力判断，因为我未曾有过灵界经历，无从证实或驳斥他的宣称，但它至少不会比约翰的启示录或圣经中相似的灵界见闻更莫名其妙。第二块是他的教义宗旨，这方面我倒可以下一判断——卓尔不凡，无可辩驳，是最完美的教育体系，有助人类获得最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知道史威登堡讲述了他的灵界见闻，也曾询问他为何要记录和发表这些见闻，使得他原本极为合理的教义看起来相当可笑，要是将这些所见所闻留给自己，不向世人发表，岂不更好？他说这是主的吩咐，为此事而取笑他可真是冤枉了他，因为他说，一个年事已高的人没必要编造一些虚幻的故事来引人嘲笑。
有时，我和陛下谈论说，若有新的殖民地，史威登堡根据圣经所倡导的信仰是最好不过的。这是基于两个因素，其一，该信仰比任何信仰更能造就一批最忠实勤奋的公民，因为它将崇拜神与为他人服务联系起来。其二，它能大大降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该信仰视死亡只是从一个生命状态过渡到另一个生命状态，甚至是从一个更坏的局面转入一个更好的局面。按照他的原则，我将死亡视为无足轻重之事。
我信服史威登堡学说的真实性，特别是基于以下两个理由。其一，创造万物的只有一位，而不是一位创造者，一位信仰的制定者。其二，万事皆有层次，而且持续到永远；创造的故事无法解释，除非按灵义寻求解释。关于史威登堡照神的话在他的著作中所展示的信仰，我们不妨用迦玛列的话来形容：若是出于人，它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可能败坏他们。”
史威登堡不时给阿姆斯特丹的朋友约翰写信，希望能在当年夏天见到他。9月10日，约翰遇上了史威登堡，当时他和魏特曼先生在一起。“他看起来比去年向我辞行时快乐得多，”约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来光临，我也没有时间向他表达我的问候。不用说，他来这里一定又有新的著作要出版。”（1770年10月15日）
和之前相比，约翰对史威登堡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不过依然没有定见。他读过康德描写史威登堡的一本书，书中以调侃的口吻重复史威登堡那些盛传的奇闻趣事。约翰注意到，康德不大相信史威登堡的论证，对于民间流传的关于史威登堡的奇闻，他认为不过是一些精彩的故事。面对他的读者，康德说“一部分他不懂，一部分他不信，一部分他觉得可笑”。
约翰决定当面求证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如今机会来了，便询问有关女王秘密和大使收据的故事是否属实。史威登堡证实那些都是真的，不过他不想纠缠故事的细节，说这些故事流传着很多的版本，他不想在枝节上浪费唇舌，因为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使人们忽视了更紧要的大事，就是他的使命。
史威登堡早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约翰在写给一个汉堡商人的信中说道：“你问尊敬的史威登堡每天做些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他饮食很有节制，但睡眠时间相当长，十三个小时对他来说算不上多……现在他正乐此不疲地忙他的新作……以一种令人震惊和超乎常人的方式。”（1771年1月26日）
1771年6月，《真实的基督教》印刷完成。打开新出版的著作，约翰惊奇地看到在标题页，史威登堡自称“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约翰就此询问史威登堡，史威登堡说这不仅是主的允许，更是主明确的吩咐。“史威登堡以如此自信的口吻谈论灵人、天使甚至神，真叫人难以置信……我毫不犹豫地承认，我不知当如何评论他。对我来说，他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
约翰后面又写道：“我经常听到他在一大群人中讲述一些类似的奇闻异事，我很清楚当中有一些嘲笑者。他说话的时候，就像每个人都必须相信他。他对任何人都毫无保留，谁只要邀请他就肯定能请到他。上周有个年轻的绅士请他作客，虽然他毫不相识，依然应邀前往。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些犹太人和葡萄牙人，他投入其中，没有分别。谁好奇着想见他，都不会有太大困难，只要去他住的地方就行了，他通通欢迎。可以想像，大量的拜访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这样，我就更加难以想像他是如何每周印出两大片稿件，又撰写十大片稿件的……他说他的天使给他指示，所以能写得飞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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